从伦敦到纳米比亚：一个海归创业者的三次转身

王钰博的故事，很难用一条直线画出来。从伦敦普华永道的审计师，到专注海外名校申请的创业者；从准上市公司合伙人，到落脚在职业教育“出海”赛道。他的每一次转身，都源自他对“价值”的反复追问；他的每一步前行，又都恰好踏在了时代的脉搏上。

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里，王钰博谈起了自己的职业轨迹。没有按图索骥的完美路线，却透着一种难得的清醒：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然后对每一次不期而遇的机会，果断伸手抓住。

从“0”到“1”，重新定义“价值”

2014年，王钰博赴英留学，本科攻读经济金融专业，随后进入卡斯商学院（现伦敦大学城市学院贝叶斯商学院）完成硕士学业。毕业后，他顺利入职普华永道总部，成为一名审计师。

对当时的他来说，这是一条标准的“精英路径”。“四大”光环、体面收入、英伦生活，一切都很完美。

但真正干起来，他渐渐发现了两个问题。

第一个，是对职业价值的质疑。审计的核心逻辑，是解决“东家”与“掌柜”之间的信息不对称。但实际操作中，两者常为利益共同体。“最好不要查出问题”成了心照不宣的行业准则，这也让审计工作陷入了“合乎情理但并不合乎常理”的悖论。

“当你质疑一份工作的价值时，就没有办法再全身心地投入。”王钰博说。

第二个，是海外华人职场的“玻璃天花板”。“在伦敦，你可以过得很舒服——小资生活、中产收入，但不会有真正的话语权，也实现不了自己心里那种‘社会价值’。”

两点叠加，他开始问自己：你想做成什么样的事？

机会来得并不突然。工作期间，他有一群在牛津大学读博的朋友，每年会零散帮国内学生辅导留学申请。王钰博想，与其单打独斗，不如整合资源，成立一家公司。于是，他的第一个从“0”到“1”自此开启——专注给国内学生提供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的申请辅导，公司“导师”都是两所学校的在读中国博士生。

这些博士生掌握着导师的最新研究动态及专业的前沿信息。“申请时，你能精准说出导师的研究方向，远比空泛提及学校历史悠久更有效，成功率高出数倍。”

依托信息差实现资源变现，定位虽不高大上，却让王钰博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他意识到，自己想要的“价值”，原来可以通过这样微小的创业实现。

归国成长，在历练中淬炼理性

公司的业务规模逐步扩大，2022年，在客观分析客户群体后，王钰博决定回国。

彼时，他在英国已经生活了8年，再坚持一年多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。很多人劝他拿了再走。但他觉得，永居只是一个国家的最低社会保障，是“保底”，不是目标。

“为了一个附属品，耗费精力、偏离主线，得不偿失。”

他信奉一句话：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取乎其中，得乎其下。想通了这一层，他没有犹豫地踏上了归国航程。

回国后，他先在北京注册了公司，继续做留学申请业务。2023年底，一家深圳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——对方正在筹备IPO，业务上有契合，希望他以合伙人身份加入。

他答应了。

事后回想，王钰博承认，那段时间他“急于证明自己”。当一个人离开了“稳定”这个主流轨道，就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各种质疑。家人、朋友，总会有意无意地提起，“你看看这个金融的工作”“大厂的这个岗位可能也不错”。

他想赶紧做成一件有光环的事情，证明给所有人看。30岁之前去纳斯达克敲钟的那个画面，在他心里闪闪发光。

他加入时，公司正处在Pre-IPO轮融资的关键阶段，但当时的市场环境已发生变化：2023年至2024年间，美元基金大幅收缩，传统的PE、VC不再轻易出手，而很多地方政府为吸引上市公司落地，推出总部经济政策。浙江安吉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王钰博作为合伙人，负责公司在安吉的落地。也在这个时期，他收获了在国内“落地”的经验，包括被社会“按压”成长。

他坦言，那时自己有些“飘”：被称为“王总”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接触的层次也越来越高。一次，他们计划落地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榜单，前期洽谈非常顺利，却在落地环节遭遇诸多现实阻碍，最终项目夭折。

现实给了他一次扎实的“按压式成长”。

“你可以有宏伟的蓝图，但更需要扎实的步骤。浮躁是人性，但理性才是成事之本。”

在安吉待了大半年后，他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：成功对接政府产业基金，在当地站稳了脚跟。

2025年初，他将期权变现，随即选择退出。然后，他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：你想做成什么样的事？

他按下暂停键，花了几个月时间放空自己，与各行各业的朋友深度交流。一边听，一边想。

他对自己做了一次评估：骨子里是风险偏好者；经过这几年的沉淀，已经具备了落地的实操经验，不再是空谈理想。他决心追求一个更大、更长期的目标。

赛道，依然是教育。

但这一次，他对教育的认知完成了一次跃迁。

他做过精英教育，帮助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申请名校，那确实改变了他们的视野，甚至人生。但一位教育界前辈的话点醒了他：“你们在座的各位，其实没有资格讨论‘现有教育’这个话题。因为你们都是这套教育体系的受益者。那些不受益的人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讨论。”

这是幸存者偏差。

这句话击中了王钰博，他开始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。“一个人的社会价值，取决于他能影响到多少人。精英教育，影响的是少数。而普惠性教育，才是大多数。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精英，也不现实。我们能做的，是提供一把梯子，让每个人都能往上多走两步。”

那把梯子，放在哪里？

走进非洲，搭起一把梯子

答案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——非洲纳米比亚。

与纳米比亚的结缘，始于一位在中建体系友人的分享。作为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合作方，中国国央企在纳米比亚有大量援建项目，而纳米比亚有严格的最低用工比例要求（本地劳工占比超90%）。但问题是，招来的人大部分技能缺失，无法直接上岗。不仅增加岗前培训的成本，更暗藏安全隐患。

实际上，纳米比亚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，青年识字率超过90%。问题的根源不是“人不肯学”，而是“教育错配”：课本上教的内容和企业需要的，严重脱节。

王钰博看到了其中的机遇，他决定先验证自己的想法。

第一站，他找到在纳国央企的一线人员进行了解。对方的反馈是“本地人难带、难教”。但深入聊下去发现，不是这些人“笨”，而是他们的“出厂设置”不一样。纳米比亚的基础教育体系与中国截然不同，很多我们默认应该掌握的知识和能力，他们根本没有学过。受制于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，当地人缺乏基础专业认知，难以与中方人员同频沟通。但若由国央企自行开展岗前培训，不仅成本高昂，且耗时费力、管理烦琐。

第二站，他去了纳米比亚驻华大使馆，和相关负责人对接。对方非常支持，因为他的想法恰好契合了纳米比亚正在推进的第六个国家发展计划（NDP6）。在这份规划中，职业教育改革、青年就业能力提升，都是核心目标。

随后，在大使馆的一次晚宴上，王钰博结识了如今的合伙人Alina。Alina是纳米比亚中国学联的主席，正在中国读博。此前，她曾在纳米比亚教育部工作，参与过青年教研和学生发展相关的辅助工作。这让她对本国的职业教育现状、青年的成长困境、产业端的人才缺口，有着真实、一手的认知。

两人聊得很投机。Alina坦率地告诉他，她想为纳米比亚的青年做一些务实、落地、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事情，而王钰博的设想，恰好与她的目标一致。

王钰博说，选择与Alina合作，还有一个核心原则：看动机。“我只跟爱国者合作。因为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真正把事情落地。”

随后，两人开始走访国内那些在纳米比亚有援建项目的国央企，以及一些职业院校。看到中国职业教育“产教一体、学用同步”的做法，Alina深受触动。她告诉王钰博，如果能把这套模式引入纳米比亚，结合当地国情适配，将是一条真正可落地、可持续的职教改革路径。

于是，“订单班”模式诞生了。逻辑很简单：在纳国央企提出用工订单；国内优质职业院校根据岗位需求、设备操作手册，定制课程体系和教材，先培训纳方本地师资；学生在纳米比亚本土的VTC（职业培训中心）完成学习后，直接入职在纳国央企，实现毕业即上岗。

这个模式的另一大优势，是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商业闭环。无需双方政府投入资金，却能实现多方共赢：国央企获得合格技能人才，国内职业院校完成中国职业标准输出，纳米比亚青年拥有稳定就业岗位。

目前，首个订单班虽然还未正式落地，但路径已清晰可辨。

王钰博的愿景，是将纳米比亚打造成一个样板，然后逐步复制到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。

如今的他，觉得切实看到一个人的生活被改变，那个光环比上市敲钟来得更真实，也更厚重。

留学馈赠，练就“客场生存力”

从英国到中国，再到纳米比亚，王钰博已练就了在不同环境中快速建立信任、整合资源的能力。

“很多人说留学带来的是语言、人脉、国际视野。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。留学带给我最重要的能力，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客场环境中，快速找到自身的生态位。”

这份能力，更体现为“接地气”的清醒。

在安吉时，他告诫自己和团队：“别端着。”留学生的身份可以是光环，但不该成为沟通的障碍。“既能吃西餐，也要能吃乡土菜。在融入故土的基础上，还能跟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，是你的额外优势。”

他用一个具象的画面，形容留学与创业的共鸣：“英格兰的雨温柔绵长，像江南的细雨；但苏格兰的雨裹挟狂风，打在脸上像刀子，伞根本挡不住。后来我就习惯了，反正都是淋湿，干脆昂起头往前走。”

创业亦如此。

王钰博从不觉得自己有精准预判趋势的天赋，他只是敢于选择、勇于承担后果。

“创业本来就是摸石头过河。”他说，“这句话还有下半句：过不去，就摸着石头再回来。”

他记得一位创业前辈说过：“想都是错的，干都是对的。”那时候的他还不太理解，现在觉得很有道理。他自己又加了一句：干之前，先认清自己。

风险偏好者，可以奔赴创业战场；风险规避者，安稳上班亦是优选。没有高低优劣，只是适合与否。而他，恰好是那个愿意昂着头往前走的人。（本刊记者 季昕）

来源：《神州学人》（2026年第7期）